男子杀妻未遂获妻谅解：他是经济来源 怀疑妻子出轨，持刀捅刺妻子后自杀未遂！

男子杀妻未遂获妻谅解:他是经济来源

　　【男子杀妻未遂获妻谅解:他是经济来源】8月18日消息，吉林一起杀妻未遂案的庭审现场，受害者阿花哽咽着向法官陈述。其丈夫阿强因怀疑妻子出轨，持刀捅刺妻子后自杀未遂，却在妻子出具的谅解书和“家庭经济支柱”的现实考量下，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。这起案件背后，折射出家庭暴力、经济依赖与法律量刑之间的复杂博弈，更引发社会对婚姻关系中信任危机的深刻反思。2025年3月某日凌晨，吉林某小区内，32岁的阿强因行房时妻子阿花表现冷淡，断定其“外面有人”。据阿强在庭审中供述，结婚初期阿花对其性需求配合度较高，但近两年常以“身体不适”“工作疲惫”为由拒绝，甚至行房时“眼神闪躲”。这种细节被阿强反复放大，最终成为“出轨铁证”。案发前夜，阿强将手机开启录音功能放置在客厅，次日听到录音中疑似性行为的声音后彻底失控。他持事先准备的尖刀冲入卧室，对熟睡中的阿花连刺七刀，导致其胸腹部、手臂多处受伤。阿花挣扎着逃出家门求救，邻居报警后，她在抢救9小时后脱离生命危险，而阿强则吞服老鼠药自杀未遂，被送医救治。“他平时性格内向，但最近总念叨‘钱难赚’。”邻居王女士透露，阿强是家中唯一经济来源，在工厂打工月收入仅4000余元，而阿花因照顾两个孩子长期未工作。经济压力与猜疑心理交织，最终酿成血案。案件审理中，一份谅解书成为关键转折点。阿花在谅解书中写道：“我家经济条件不好，他是家里唯一劳动力和经济来源，因此他压力大，有时情绪易怒，控制不住脾气。”她表示，自己已放弃民事赔偿诉求，只求“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”。这种“以谅解换生存”的选择并非孤例。2025年7月，山东德州男子阿华因怀疑妻子出轨，持刀捅伤妻子、岳母及小姨子，事后其母亲赔偿12万元获谅解，最终被判缓刑；2023年甘肃天水男子张某投毒欲杀害妻子一家，因妻子谅解被判七年有期徒刑。这些案件中，受害者无一例外地强调“经济依赖”与“孩子抚养”的现实考量。

　　“谅解书本质是受害者对自身权益的让渡。”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明指出，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288条，因家庭矛盾引发的轻伤害案件可适用刑事和解，但需以“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”为前提。然而在本案中，阿强在庭审中仍坚称“怀疑妻子出轨属合理推断”，其悔罪态度存疑，却因妻子谅解获得从轻处罚，暴露出法律量刑与情感伦理的冲突。

　　经济压力如何异化为家庭暴力？阿强的案例提供了典型注脚。据其工友透露，阿强近期因工厂裁员危机频繁加班，但月收入反而减少800元。他多次向妻子抱怨“钱不够花”，却遭阿花反驳“孩子奶粉钱都凑不齐”。这种经济话语权的丧失，让阿强将性需求被拒解读为“情感背叛”，进而通过暴力重夺控制权。

　　“当男性将经济贡献等同于家庭权威时，任何挑战这种权威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‘背叛’。”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颖分析，阿强案中，录音设备、尖刀、老鼠药等作案工具的精心准备，显示其暴力行为具有预谋性，而“自杀未遂”更多是逃避法律责任的手段。

　　更令人担忧的是，此类案件呈现“低龄化”“高频化”趋势。2025年前7个月，全国法院审结的故意伤害案中，因家庭矛盾引发的占比达37%，其中62%的被告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者。经济压力与情感焦虑的叠加，正在将越来越多“顶梁柱”推向暴力深渊。

　　面对此类悲剧，单纯谴责施暴者或同情受害者均显片面。阿花在庭审最后陈述时说：“我不恨他，但怕他再犯。”这句话道出无数受害者的矛盾心理——既渴望逃离暴力，又无法割舍经济依赖。

　　法律层面，2025年新修订的《反家庭暴力法》已明确将“经济控制”纳入家庭暴力范畴，并规定受害者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。但在实践中，仅有12%的受害者知晓该条款，能成功申请保护令的不足3%。社会支持体系的缺失，让许多受害者被迫在“生存”与“尊严”间二选一。

　　“婚姻应是情感共生体，而非经济契约。”社会学家周敏呼吁，需建立“家庭经济风险共担机制”，通过税收优惠、育儿补贴等方式减轻单一经济支柱的压力。同时，社区应定期开展婚姻辅导，帮助夫妻建立“非暴力沟通”模式，避免猜疑演变为暴力。阿强案的判决，既是对法律尊严的维护，也是对人性复杂的妥协。当“他是经济来源”成为谅解的理由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破碎，更是一个社会在经济发展与情感建设间的失衡。唯有构建更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，重塑健康的婚姻价值观，才能让“经济支柱”真正成为支撑家庭的温暖力量，而非悬在头顶的利刃。正如阿花在谅解书末尾所写：“我希望我们都能学会爱，而不是伤害。”这或许是对这起悲剧最深刻的注解——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中，人性之光仍需被守护，被唤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