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拐男孩母亲称没有养父母只有买家，学会了对一切都心怀感恩，但做不到感恩他们

10 月 12 日的东莞公安局大厅里，邓惠东的手在发抖。当 1 米 83 的大男孩朝她走来时，她下意识地做了个环抱的动作 —— 这个姿势还停留在 18 年前，抱着 9 个月大的叶锐聪喂奶的模样。“我得仰头看他，好高好帅。” 她后来在电话里对记者说，声音里混着哭腔，那时她正发着高烧，是重逢的喜悦烧红了眼眶。​

时间往回拨 18 年，2007 年 11 月 12 日下午五点多，东莞寮步镇上底村的阳光还没褪尽。8 岁的姐姐抱着弟弟叶锐聪在院外玩耍，一辆白色面包车突然像幽灵般窜出，车门打开的瞬间，一双手猛地将男婴拽进车里，车轮卷起尘土，几秒钟就消失在巷口。邻居亲眼目睹了这一切，邓惠东听到呼救冲出家门时，只抓到一缕尾气。她疯了似的追出去，直到双腿发软跌坐在地，手里还攥着儿子刚换下的尿不湿。​

那之后的 6570 天，邓惠东的人生只剩下 “找儿子” 这一个主题。她和丈夫带着第一批印好的五万份寻人启事，踏遍了大半个中国，背包里的启事换了好几版，照片从打印件换成洗印的彩照，她总觉得 “这样能让儿子看得更清楚”。最难的时候，她睡过 8 块钱一晚的地下室旅馆，累得在厕所门口蜷着熬过整夜，头发熬得斑白，记忆力也越来越差。2010 年她查出癌症，手术台上麻醉前的最后念头是 “我不能死，儿子还没找到”;前年癌症复发，化疗后脱发的日子里，她攥着儿子婴儿时期的袜子，一遍遍摩挲着说 “妈妈再撑撑”。​

支撑她走过生死线的，是寻亲群里的微光。她和《亲爱的》原型孙海洋等家长相互搀扶，每次有孩子被找到，他们就举着寻人启事围上去，把希望寄托在每一个相似的背影上。叶锐聪被拐的日子，比孙卓被拐仅晚 1 个月零 3 天，2021 年孙卓回家时，邓惠东连夜给深圳警方写信，请求将两案并案侦查。这几年，她成了孙海洋的 “常客”，直到 10 月 12 日警方通知 “聪仔找到了”，她还反复给孙海洋打电话确认，“像个神经病一样不敢信”。​

重逢的画面没有想象中激烈。11 日晚，叶锐聪才从警察和 “养父母” 口中得知身世，这个正在读大学的少年，在公安局见到邓惠东时，只是不住地默默流泪。邓惠东赶紧别过脸擦了擦眼睛，笑着打破沉默：“别紧张，叫我东姐就行，以后跟着东姐混。” 少年愣了愣，随即用力点头：“好啊东姐。” 这句 “东姐” 里，藏着一位母亲最深的克制 —— 她不敢提 “妈妈” 两个字，怕惊扰了儿子还没准备好的情感。​

可这份温柔在提到 “养父母” 时瞬间凝固。邓惠东的笑容消失了，语气斩钉截铁：“不要在我和儿子面前提他们，在我心里没有养父母，只有买家。”2010 年病愈后，她学会了对帮过她的人感恩，对警察的坚持感恩，甚至对命运的眷顾感恩，唯独对这两个人，她做不到半分原谅。​

这不是一句气话，而是浸透了 18 年血泪的清醒。根据《刑法》第二百四十一条，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本身就是犯罪，可现实中，不少 “养父母” 因 “未虐待、不阻碍解救” 被从轻处理，甚至免于追责。孙海洋案中，孙卓的养母就被采取取保候审措施，而更多案例里，孩子的求情让亲生父母陷入伦理困境 —— 郭刚堂的儿子郭新振选择留在养父母身边，“梅姨案” 的杨家鑫甚至拉黑了亲生母亲。​

但邓惠东不想给 “买家” 任何道德缓冲。她太清楚，买方市场正是拐卖犯罪的温床。公安部数据显示，2000-2010 年被拐儿童中，23% 遭遇过身体虐待，41% 没上过学，像姜甲儒那样被买家捆着手脚长大的孩子不在少数。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更戳心：79% 的被拐儿童在买方家庭遭受过语言暴力，他们的自我认同被反复摧残，即便回归原生家庭，平均也要 1.3 年才能找回原生方言，更有人一辈子活在身份撕裂的痛苦里。​

10 月 19 日，东莞寮步镇的认亲宴开了五六十桌，门上贴着小儿子手写的对联：“十八载风雨沧桑寻子路，数千日呕心沥血终团圆”。邓惠东穿着新买的红衣服，忙着给宾客倒酒，眼角的皱纹里都堆着笑。她没再提 “买家” 的事，只反复说 “儿子回来就好，想让他好好读书，不受打扰”。​

宴席散后，她摸出手机翻出儿子的照片，手指划过屏幕上少年的眉眼。18 年前那个被抢走的午后，18 年里无数个在医院和寻亲路上辗转的深夜，终于在这一刻有了回甘。只是当有人问起是否会原谅 “买家” 时，她还是摇了摇头，像当年拒绝放弃寻子一样坚定：“感恩的前提是清白，他们买走的不仅是我的儿子，还有我半条命，这份债，没法算。”​

而那个叫她 “东姐” 的少年，已经开始学着适应这个迟到 18 年的家。或许正如社会学研究显示的，原生家庭的包容终能慢慢修复创伤，但邓惠东知道，有些伤口永远不会消失 —— 就像每年 11 月 12 日，她再也不用躺在床上逃避，却永远会记得，那个下午从她怀里被抢走的温度。